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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5日 / 謝淑妮、黃宇軒

從街頭羽毛球探索香港公共空間

四人在一個沒有球網的圓形庭院中打羽毛球,庭院四周被住宅大廈包圍。

居民在公共房屋的空地打羽毛球。攝影:ISAAC LAWRENCE/AFP,經由Getty Images提供

藝術家謝淑妮及城市研究學者黃宇軒從一件以街頭羽毛球賽為靈感藝術品,開展了有關香港公共空間的對話

藝術家謝淑妮(Shirley)在2019年以展覽「謝淑妮:與事者,香港在威尼斯」代表香港參與第58屆威尼斯雙年展。展覽中的裝置之一《Playcourt》由多件雕塑組成,意味着一場臨時起意的超現實羽毛球賽。此作品的場景源自謝淑妮童年時在香港街頭打羽毛球的回憶。我們邀請了藝術家及城市研究學者黃宇軒(Sampson),與她談談羽毛球與公共空間。在以下的對談中,他們從Shirley羽毛球雕塑中的殖民意象,談到香港的私人空間如何被非正式地轉化成公共空間。

展廳內有兩件裝置作品。前景中的裝置以數件由不同物料製作的雕塑組成,擺放在一組看台上方和前後。背景中的裝置則由多件木件組成,木件用3D打印的接合組件以看似隨意的方式連在一起。

「謝淑妮:與事者與事」展覽現場。作品由M+於2020年委約創作,攝影:張智鵬;圖片由M+及藝術家提供

羽毛球承載的意義

Shirley:我想先簡單介紹《Playcourt》中羽毛球賽場景的由來。其實製作羽毛球雕塑的意念比將作品佈置成羽毛球賽的想法先行。

我的家人是海外華僑,媽媽曾在殖民時代的英屬馬來亞橡膠園打過工,而她的表姐在移民大溪地後,亦曾種植香草。我心想,將橡膠與香草豆莢這兩種殖民地產物結合成羽毛球,於這個代表香港的展覽展示,似乎很有意思。後來我更發現,羽毛球其實是源自英屬印度的殖民地運動。

一個狀似羽毛球的物件,由插在橙紅色橡膠上的香草豆莢製成。這個物件夾在兩條金屬杆之間,是雕塑裝置的一部分。

「謝淑妮:與事者與事」展覽現場的《Playcourt》。作品由M+於2020年委約創作,攝影:張智鵬;圖片由M+及謝淑妮提供

而裝置中的羽毛球賽場景,則是受威尼斯展覽場地的庭院啟發。那個庭院令我想起童年時在街頭打羽毛球的經歷。那時我和哥哥、姐姐在空巷子隨手拿來幾個垃圾桶充當球網就開始打球。在籌備威尼斯的展覽時,能動力與協商是我構思「與事者」這個議題時的中心思想,我想到街頭羽毛球正好是一種重奪公共領域的活動,於是便決定不單將羽毛球狀的雕塑放進《Playcourt》,還將整個街頭羽毛球賽的情景都放進去。

Sampson:說到重思殖民史與殖民性,過去十數年有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就是皇后碼頭的拆卸。當時抗爭者提到保育皇后碼頭的理據,並不僅因為它在殖民歷史中的重要性,還在於其「草根」的特質。它不只是歷任港督及皇室成員登岸的地方,亦是市民休憩及舉行民眾活動的場所,這其實也是一種後殖民的反思。

一大群人或站或坐在瓷磚地面上。地上、牆上和天花板都擺放了橫額,寫有「皇后碼頭」英文字樣的指示牌被紅色的中文字覆蓋,寫着「摩地大商場」。

皇后碼頭清拆前最後一夜的抗議,攝於2007年7月31日。攝影:Wpcpey經由維基共享資源提供 (CC BY-SA 3.0)

臨近拆卸之時,市民嘗試重奪空間,展現碼頭的公共空間特質。有人正好就拍下示威者和其他市民在碼頭打羽毛球的情景。他們以打羽毛球的方式去表達這個公共空間是屬於他們的,那個場面令我印象深刻。這事件發生時我剛大學本科畢業,它也啟發了我日後研究公共空間。

很多人會覺得香港的殖民性體現於我們的管理主義,意思是我們不敢逾矩,會跟隨規則走。但後來有些人卻覺得香港人對管理主義的反應看似順從,但未必是被動的,他們也有未被注意到的微細抵抗。那些以在街頭打羽毛球的行為來重佔公共空間的示威者,令我想起這個說法。

在室外有蓋空間中,一群老伯伯或坐或站並圍着長椅下棋。他們身後的柱子上掛了一塊橫額,寫着「不拆不遷不告別」。

年長街坊在皇后碼頭面臨清拆期間在碼頭下棋。攝影: Leo Cheung經由維基共享資源提供 (CC BY-SA 3.0)

Shirley:我很欣賞人們打破框框,用靈活及富想像力的方法使用空間。可是,這些創意的出現,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沒有資源。這就是矛盾所在,空間的不足促使人們運用創意,但若果沒有這些問題,他們也就不須去尋找解決辦法。

Sampson: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局面。例如我有位藝術家朋友,他很喜愛發掘香港城市風景。但後來我訪問他,才知道他最初開始四處遊走探索,是因為曾經住在「劏房」,沒有私人空間。

一幢破舊建築的外牆上有幾處塗鴉,其中黑色的塗鴉寫着「公共空間」。

黃宇軒於大坑拍攝的舊樓,外牆上有寫着「公共空間」的塗鴉。攝影:黃宇軒

「遊玩」的能動性

我前陣子才看到有人在藍田一片空地打羽毛球,當時風很大,他們看起來有點狼狽。有趣的是,人們為了有打球的空間,會願意接受伴隨在室外打羽毛球而來的挑戰,例如是強風。這些挑戰亦改變了遊戲的玩法。

Shirley: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一個小孩沒有試過在室內運動場打羽毛球,他或許會認為風是遊戲的一部分,不會覺得這是問題。

Sampson:我同意這一點。對孩子來說,你給他任何東西,他都會有自己一套玩法。「遊玩」其實很有能動性。

『遊玩』其實很有能動性。

黃宇軒

香港很多空間都是私人擁有的,在街上打羽毛球這個行為,亦體現了人們對公共空間的理解。他們覺得公共空間並不是誰給予的,重點不在於擁有權在誰手上,而是他們能不能賦予這個地方公共性。香港的商場就是例子之一。商場固然是私人地方,但去年在社會運動期間,市民常常會聚集在商場唱歌。此舉改變了商場原本的用途,將商場暫時變成了公共空間。

日落時分,從一個大型混凝土碼頭看維多利亞港一帶的海面。人們或站或坐在碼頭邊,海水襯托他們的剪影。

日落時分的「西環碼頭」。攝影:Wpcpey經由維基共享資源提供 (CC BY-SA 3.0)

另一個例子是被稱為「西環碼頭」的地方。這地方原來叫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原本不是公共空間。但是,因為太多街坊到那裏休憩,碼頭的擁有人看來又不介意人們使用,這個地點慢慢就變成了重要的公共空間。後來,愈來愈多不住在這區的人也聞風而至,這個碼頭更有了「Instagram Pier」的稱號。這說明了私人擁有的地方,也可在特定條件下帶有公共性。很多時候,只要我們很關注一個地方、以特定方法介入一處地方,這個地方就變成了我們的。

Shirley:「擁有權」是「持份者理論」中一個重要概念。譬如說,如果我們意識到周遭的空氣是所有人共有的,那我們的關心和關注就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對污染者和縱容污染者的機構施加壓力不是干預,而是關心屬於我們的東西天經地義的行為。在香港 ,可能因為土地全屬政府擁有,人們向來不太顧及擁有權的問題。只要有若干人持之以恆地在某個地方進行活動,那個地方就被賦予「公共」的狀態。

《Playcourt》中的眾生相

展廳內的裝置由多件以不同物料創作的雕塑組成,雕塑在看台旁排成一行。

「謝淑妮:與事者與事」展覽現場的《Playcourt》。作品由M+於2020年委約創作,攝影:張智鵬;圖片由M+及謝淑妮提供

Sampson:我留意到《Playcourt》中的擬人雕塑,很多都用三腳架和樂譜架等支撐,還用了沙包來固定。這令我想起在香港街頭推銷寬頻的人。他們會用沙包和膠索帶等工具,將「易拉架」等宣傳物件固定在地上或欄杆上,強調那個空間是屬於他的。裝置中的雕塑令我聯想起街上派傳單、推銷寬頻,甚或是停留的路人。這些雕塑的意念是如何發展出來的?

Shirley:那要追溯到我上一個在洛杉磯的個人展覽「Lift Me Up So I Can See Better」。該展覽的靈感來自《快樂王子》的故事。故事主角一直在皇宮內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直至死後被做成高聳的石像,才初次看到皇宮外的人間疾苦。這啟發了我在展覽中探討不同的觀看角度。當人身處不同位置,看到的世界也可能完全兩樣,於是我運用三腳架可伸縮的特質,創作了一系列可調節高度的雕塑。而在創作《Playcourt》時,我就想到用雕塑來充當羽毛球網。既然垃圾桶可以充當球網,雕塑為何不可以?

雕塑與人的關係

裝置作品的特寫。看台上放有兩塊經過改造的羽毛球拍,其中一個穿有橙色電線,另一個的拍頭則用梯形木架固定。球拍旁邊還有一個狀如羽毛球的物件,以插在橙紅色橡膠上的香草豆莢製成。

「謝淑妮:與事者與事」展覽現場的《Playcourt》。作品由M+於2020年委約創作,攝影:張智鵬;圖片由M+及謝淑妮提供

Sampson:這些雕塑就好像不同的人,有種「眾生相」的感覺。標準羽毛球賽一般只有兩個或四個人參加,但在街上打球就可以隨意加減人數,十個人一起打也可以。

Shirley:說到「眾生相」,其實Christina(李綺敏,客席策展人)也問過類似的問題。她問我:「這些擬人的雕塑,到底是打羽毛球的人,還是其他角色?」我會形容這些是視覺上的羽毛球網(optical net)。球網不一定是編織而成,只要打球的人知道參照的是甚麼,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球網。那麼,這些雕塑到底是主體還是客體呢?我的答案是「兩者都是」。它一方面可充當球網,可被視為客體;另一方面又看似一個人,可以是主體。因此,這是沒有標準答案的,觀者可以自行想像。

當提起雕塑,人們通常會想到是一件實際存在的「東西」。但在我而言,當中重點並不只在於那件雕塑的實體,更在於雕塑與觀者的關係。當觀者親身體驗作品時,他們會四處走動,從不同角度發掘作品的不同面貌。即使一件雕塑完全對稱,他們亦會在觀看時發現原來這件雕塑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一樣的,發現它是對稱的。其實公共空間亦是同樣道理,也許正如你所説,重點不在擁有權,而是人們與它的關係,以及他們使用空間的方式。

城市內的球場上只有寥寥數人,而旁邊的看台上則有幾群人。看台上大部分人都沒有看球賽,各自做自己的事。

修頓球場的觀眾席與足球場。攝影: Stewart經由維基共享資源提供 (CC BY-SA 3.0)

Sampson:《Playcourt》中的長椅亦給我親切的感覺。過去我常常在球場看到這些長椅,但現在這些長椅已愈來愈少見,我很高興有人還記得它們。這種長椅其實並不好坐,但我卻想起很多關於它的回憶。

Shirley:這是運動場內最簡單的座椅,也許它的設計並非用來讓人們久坐,一場球賽大概也是一小時左右。

Sampson:其實香港很少人會在球場看人打球,通常都是坐在看台上做自己的事。我很喜歡去修頓球場,看看人們在做甚麼。而《Playcourt》內的雕塑好像也是這樣,它們是其中的一分子,但卻各自為政。公共空間的眾生相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Shirley:公共空間擔當着促進者的角色,促成人們做某些事。它們有其特定用途,但人們是否要跟隨規則使用,那就是他們的決定了。就像球場內那些讓人坐着看球賽的長椅。這又呼應了「與事者」的概念,一個人要有能動性,對規則要抱持審視的態度。

此文章原於「M+ 故事」發佈,以配合「謝淑妮:與事者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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