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在一個沒有球網的圓形庭院中打羽毛球,庭院四周被住宅大廈包圍。

從街頭羽毛球探索香港公共空間

藝術家謝淑妮(Shirley)在2019年以展覽「謝淑妮:與事者,香港在威尼斯」代表香港參與第58屆威尼斯雙年展。展覽的香港版本「謝淑妮:與事者與事」由即日起至11月1日於M+展亭展出。

展覽中的裝置之一《Playcourt》由多件雕塑組成,意味着一場臨時起意的超現實羽毛球賽。此作品的場景源自謝淑妮童年時在香港街頭打羽毛球的回憶。我們邀請了藝術家及城市研究學者黃宇軒(Sampson),與她談談羽毛球與公共空間。在以下的對談中,他們從Shirley羽毛球雕塑中的殖民意象,談到香港的私人空間如何被非正式地轉化成公共空間。

展廳內有兩件裝置作品。前景中的裝置以數件由不同物料製作的雕塑組成,擺放在一組看台上方和前後。背景中的裝置則由多件木件組成,木件用3D打印的接合組件以看似隨意的方式連在一起。

「謝淑妮:與事者與事」展覽現場,2020年。圖片由M+及藝術家提供,作品由M+於2020年委約創作,攝影:張智鵬

羽毛球承載的意義

Shirley:我想先簡單介紹《Playcourt》中羽毛球賽場景的由來。其實製作羽毛球雕塑的意念比將作品佈置成羽毛球賽的想法先行。

我的家人是海外華僑,媽媽曾在殖民時代的英屬馬來亞橡膠園打過工,而她的表姐在移民大溪地後,亦曾種植香草。我心想,將橡膠與香草豆莢這兩種殖民地產物結合成羽毛球,於這個代表香港的展覽展示,似乎很有意思。後來我更發現,羽毛球其實是源自英屬印度的殖民地運動。

一個狀似羽毛球的物件,由插在橙紅色橡膠上的香草豆莢製成。這個物件夾在兩條金屬杆之間,是雕塑裝置的一部分。

謝淑妮,《Playcourt》(局部),尺寸不定,「謝淑妮:與事者與事」展覽現場,2020年。圖片由M+及謝淑妮提供,作品由M+於2020年委約創作,攝影:張智鵬

而裝置中的羽毛球賽場景,則是受威尼斯展覽場地的庭院啟發。那個庭院令我想起童年時在街頭打羽毛球的經歷。那時我和哥哥、姐姐在空巷子隨手拿來幾個垃圾桶充當球網就開始打球。在籌備威尼斯的展覽時,能動力與協商是我構思「與事者」這個議題時的中心思想,我想到街頭羽毛球正好是一種重奪公共領域的活動,於是便決定不單將羽毛球狀的雕塑放進《Playcourt》,還將整個街頭羽毛球賽的情景都放進去。

Sampson:說到重思殖民史與殖民性,過去十數年有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就是皇后碼頭的拆卸。當時抗爭者提到保育皇后碼頭的理據,並不僅因為它在殖民歷史中的重要性,還在於其「草根」的特質。它不只是歷任港督及皇室成員登岸的地方,亦是市民休憩及舉行民眾活動的場所,這其實也是一種後殖民的反思。

臨近拆卸之時,市民嘗試重奪空間,展現碼頭的公共空間特質。有人正好就拍下示威者和其他市民在碼頭打羽毛球的情景。他們以打羽毛球的方式去表達這個公共空間是屬於他們的,那個場面令我印象深刻。這事件發生時我剛大學本科畢業,它也啟發了我日後研究公共空間。

一大群人或站或坐在瓷磚地面上。地上、牆上和天花板都擺放了橫額,寫有「皇后碼頭」英文字樣的指示牌被紅色的中文字覆蓋,寫着「摩地大商場」。

皇后碼頭清拆前最後一夜的抗議,攝於2007年7月31日。攝影:Wpcpey (CC BY-SA 3.0)

很多人會覺得香港的殖民性體現於我們的管理主義,意思是我們不敢逾矩,會跟隨規則走。但後來有些人卻覺得香港人對管理主義的反應看似順從,但未必是被動的,他們也有未被注意到的微細抵抗。那些以在街頭打羽毛球的行為來重佔公共空間的示威者,令我想起這個說法。

在室外有蓋空間中,一群老伯伯或坐或站並圍着長椅下棋。他們身後的柱子上掛了一塊橫額,寫着「不拆不遷不告別」。

年長街坊在皇后碼頭面臨清拆期間在碼頭下棋。攝影: Leo Cheung (CC BY-SA 3.0)

Shirley:我很欣賞人們打破框框,用靈活及富想像力的方法使用空間。可是,這些創意的出現,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沒有資源。這就是矛盾所在,空間的不足促使人們運用創意,但若果沒有這些問題,他們也就不須去尋找解決辦法。

Sampson: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局面。例如我有位藝術家朋友,他很喜愛發掘香港城市風景。但後來我訪問他,才知道他最初開始四處遊走探索,是因為曾經住在「劏房」,沒有私人空間。

一幢破舊建築的外牆上有幾處塗鴉,其中黑色的塗鴉寫着「公共空間」。

黃宇軒於大坑拍攝的舊樓,外牆上有寫着「公共空間」的塗鴉。照片由黃宇軒提供

「遊玩」的能動性

Sampson:我前陣子才看到有人在藍田一片空地打羽毛球,當時風很大,他們看起來有點狼狽。有趣的是,人們為了有打球的空間,會願意接受伴隨在室外打羽毛球而來的挑戰,例如是強風。這些挑戰亦改變了遊戲的玩法。

Shirley: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一個小孩沒有試過在室內運動場打羽毛球,他或許會認為風是遊戲的一部分,不會覺得這是問題。

Sampson:我同意這一點。對孩子來說,你給他任何東西,他都會有自己一套玩法。「遊玩」其實很有能動性

香港很多空間都是私人擁有的,在街上打羽毛球這個行為,亦體現了人們對公共空間的理解。他們覺得公共空間並不是誰給予的,重點不在於擁有權在誰手上,而是他們能不能賦予這個地方公共性。香港的商場就是例子之一。商場固然是私人地方,但去年在社會運動期間,市民常常會聚集在商場唱歌。此舉改變了商場原本的用途,將商場暫時變成了公共空間。

另一個例子是被稱為「西環碼頭」的地方。這地方原來叫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原本不是公共空間。但是,因為太多街坊到那裏休憩,碼頭的擁有人看來又不介意人們使用,這個地點慢慢就變成了重要的公共空間。後來,愈來愈多不住在這區的人也聞風而至,這個碼頭更有了「Instagram Pier」的稱號。這說明了私人擁有的地方,也可在特定條件下帶有公共性。很多時候,只要我們很關注一個地方、以特定方法介入一處地方,這個地方就變成了我們的。

日落時分,從一個大型混凝土碼頭看維多利亞港一帶的海面。人們或站或坐在碼頭邊,海水襯托他們的剪影。

日落時分的「西環碼頭」。攝影:Wpcpey (CC BY-SA 3.0)

Shirley:「擁有權」是「持份者理論」中一個重要概念。譬如說,如果我們意識到周遭的空氣是所有人共有的,那我們的關心和關注就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對污染者和縱容污染者的機構施加壓力不是干預,而是關心屬於我們的東西天經地義的行為。在香港 ,可能因為土地全屬政府擁有,人們向來不太顧及擁有權的問題。只要有若干人持之以恆地在某個地方進行活動,那個地方就被賦予「公共」的狀態。

《Playcourt》中的眾生相

展廳內的裝置由多件以不同物料創作的雕塑組成,雕塑在看台旁排成一行。

謝淑妮,《Playcourt》(局部),尺寸不定,「謝淑妮:與事者與事」展覽現場,2020年。圖片由M+及謝淑妮提供,作品由M+於2020年委約創作,攝影:張智鵬

Sampson:我留意到《Playcourt》中的擬人雕塑,很多都用三腳架和樂譜架等支撐,還用了沙包來固定。這令我想起在香港街頭推銷寬頻的人。他們會用沙包和膠索帶等工具,將「易拉架」等宣傳物件固定在地上或欄杆上,強調那個空間是屬於他的。裝置中的雕塑令我聯想起街上派傳單、推銷寬頻,甚或是停留的路人。這些雕塑的意念是如何發展出來的?

Shirley:那要追溯到我上一個在洛杉磯的個人展覽「Lift Me Up So I Can See Better」。該展覽的靈感來自《快樂王子》的故事。故事主角一直在皇宮內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直至死後被做成高聳的石像,才初次看到皇宮外的人間疾苦。這啟發了我在展覽中探討不同的觀看角度。當人身處不同位置,看到的世界也可能完全兩樣,於是我運用三腳架可伸縮的特質,創作了一系列可調節高度的雕塑。而在創作《Playcourt》時,我就想到用雕塑來充當羽毛球網。既然垃圾桶可以充當球網,雕塑為何不可以?

Sampson:這些雕塑就好像不同的人,有種「眾生相」的感覺。標準羽毛球賽一般只有兩個或四個人參加,但在街上打球就可以隨意加減人數,十個人一起打也可以。

Shirley:說到「眾生相」,其實Christina(李綺敏,「謝淑妮:與事者與事」客席策展人)也問過類似的問題。她問我:「這些擬人的雕塑,到底是打羽毛球的人,還是其他角色?」我會形容這些是視覺上的羽毛球網(optical net)。球網不一定是編織而成,只要打球的人知道參照的是甚麼,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球網。那麼,這些雕塑到底是主體還是客體呢?我的答案是「兩者都是」。它一方面可充當球網,可被視為客體;另一方面又看似一個人,可以是主體。因此,這是沒有標準答案的,觀者可以自行想像。

雕塑與人的關係

裝置作品的特寫。看台上放有兩塊經過改造的羽毛球拍,其中一個穿有橙色電線,另一個的拍頭則用梯形木架固定。球拍旁邊還有一個狀如羽毛球的物件,以插在橙紅色橡膠上的香草豆莢製成。

謝淑妮,《Playcourt》(局部),尺寸不定,「謝淑妮:與事者與事」展覽現場,2020年。圖片由M+及謝淑妮提供,作品由M+於2020年委約創作,攝影:張智鵬

Shirley:當提起雕塑,人們通常會想到是一件實際存在的「東西」。但在我而言,當中重點並不只在於那件雕塑的實體,更在於雕塑與觀者的關係。當觀者親身體驗作品時,他們會四處走動,從不同角度發掘作品的不同面貌。即使一件雕塑完全對稱,他們亦會在觀看時發現原來這件雕塑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一樣的,發現它是對稱的。其實公共空間亦是同樣道理,也許正如你所説,重點不在擁有權,而是人們與它的關係,以及他們使用空間的方式。

Sampson:《Playcourt》中的長椅亦給我親切的感覺。過去我常常在球場看到這些長椅,但現在這些長椅已愈來愈少見,我很高興有人還記得它們。這種長椅其實並不好坐,但我卻想起很多關於它的回憶。

Shirley:這是運動場內最簡單的座椅,也許它的設計並非用來讓人們久坐,一場球賽大概也是一小時左右。

城市內的球場上只有寥寥數人,而旁邊的看台上則有幾群人。看台上大部分人都沒有看球賽,各自做自己的事。

修頓球場的觀眾席與足球場。攝影: Stewart (CC BY-SA 3.0)

Sampson:其實香港很少人會在球場看人打球,通常都是坐在看台上做自己的事。我很喜歡去修頓球場,看看人們在做甚麼。而《Playcourt》內的雕塑好像也是這樣,它們是其中的一分子,但卻各自為政。公共空間的眾生相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Shirley:公共空間擔當着促進者的角色,促成人們做某些事。它們有其特定用途,但人們是否要跟隨規則使用,那就是他們的決定了。就像球場內那些讓人坐着看球賽的長椅。

這又呼應了「與事者」的概念,一個人要有能動性,對規則要抱持審視的態度。

由即日起至2020年11月1日,歡迎到M+展亭觀賞「謝淑妮:與事者與事」

為使行文清晰,以上訪談內容經過編輯。

文章頂部圖片:居民在公共房屋的空地打羽毛球。照片來自Getty Images,由ISAAC LAWRENCE/AFP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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