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新加坡島。

我來自新加坡。

新加坡這種國家的政府，就如同東亞的嚴父般，對你諸多不滿，總愛告訴你該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做些甚麼。

這個指示牌原本放在我住的地方外面，我把它納為己用化作一件藝術品。這個指示牌若在抽離脈絡的情況下展示，看起來確實既可笑又可悲。

我其實並非在新加坡出生，而是生於馬來半島西岸一個叫麻坡的地方，那是離新加坡約兩小時車程的寂靜小漁村。我生於1977年，身分屬於一個非常普遍的類別，許多新加坡人和馬來西亞人和我一樣，不管他們願不願意公開承認。我有些朋友寧死也不肯承認自己是半個馬來西亞人，或者是半個新加坡人，父母分別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而在1965年8月9日前，這兩個地方本來同屬一個國家。

曾經有一段很長時間，這個地區的邊界頗為寬鬆，貨物、人、思想以至飲食文化均可自由流動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間，甚至印尼的巴淡島及民丹島之間。而將新加坡視為一個獨立個體、一個亞洲奇蹟，無疑是非常嶄新的想法，亦是我們這個乾淨、全球化，以及企業化的世界中一個很動聽的故事。

或許你也知道，新加坡是世上唯一不用經歷革命或戰爭，就能脫離另一國家獨立的國家。簡單的說，它先是被排斥，繼而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這個很漫長的故事，我還是留待以後再詳述，但重點是由於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這件事，我打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便受到了新加坡三項有關國籍的法例所約束。

第一項法例：「在2004年5月15日前於新加坡境外出生的人，只有當其父親在其出生或作出生註冊時是新加坡公民，才可取得新加坡公民權。」

這基本上意味着即使我母親是新加坡人，只要我父親是馬來西亞人，我也就只能是馬來西亞人。這完全就是性別歧視。

第二項法例：「新加坡政府並不承認雙重國籍。」

這代表如果我要保留馬來西亞國籍，我只能以外國人身分申請成為新加坡居民。我父親跟我一樣，成為了新加坡的永久居民。

最後，第三項法例：「因其父母作為永久居民而獲得永久居民身分的男性，跟一般新加坡男性公民無異，必須依照法律履行國民服役。」

在服完兵役後，永久居民可選擇申請註冊為新加坡公民。

這意味着我只能在服完新加坡兩年半的役期後，才能放棄馬來西亞籍，並取得新加坡國籍。換言之，我的思想和身軀都被軍事化，用來對抗那個我出生的國家。

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新加坡的主權及國家歸屬感賴以建立的基礎，是不厭其煩地把鄰國描繪成「較差劣」、「骯髒」、「失敗」、「落後」、「不夠亞洲」或「過於西方」。這是令人想起冷戰的文化戰爭，而我們對此十分擅長。

這是一扇門。

這是另一扇門。

再一扇門。

幾個月以來，我一直在不同城市中穿梭，尋找大使館。

然而，我想讓你看的不是這種景象：

而是嘗試收集這樣的景觀──平平無奇、無人問津、沉寂的景象。在我而言，這依然是大使館的一部分，只是沒有人想讓你看見這部分而已。

我想我們全都同意，民族主義算是種虛構的事物：這是一種陳述事物的方式，令我們對於何謂真實、何謂虛妄能有某種共同看法，情況就像金錢或法律一樣。這些東西讓身為人類的我們能夠彼此意見一致，從而組成類似合作社的事物：這樣我們就可以藉着這個同盟彼此互動，以便主宰地球，或者做完全相反的事。在大多數情況下，這類組織都是兩者兼有。

我有很多作品都是圍繞我們所建構的環境中的基礎建設，對之作觀察與思考，而所說的環境包括我們的社會。建築師兼都市學家Keller Easterling將基礎建設形容為「明顯不過的接觸點與切入點，讓這世界的潛規則得以緊扣於日常生活的空間之中」。^[1] 對此我深感共鳴，令我想起我在新加坡成長的經歷，以及一連串政治家透過政策對建構環境和大眾意識施加絕對權力的事件。

基礎建設往往指向看不見的東西：那些必須毫無瑕疵、流暢地運作的東西。於這個框架之內，我把我的創作──我所涉獵的小說寫作、視覺架構整理、各種意念的收集和觀察，視為測試基礎建設及其背後隱藏的權力架構的底線。

在這個領域之中，一切都是柔軟而可變的。比方說，我沒有把身分認同政治視為鐵一般的事實和定律，反而不斷強調這些政治概念是游移不定又備受爭議，並且有必要將它們複雜化，而非簡化成俗套的處境喜劇般──所有問題在每集結尾定必得到解決。

當我站在大街上，站在那些標誌着「另一個國家」的建築物的邊界上，我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就在這一刻，我很好奇到底有哪些漏洞能讓我進入這些領土。

我正看着一個制度的後門。國家是一個制度，而制度是由一個或一群人所編寫。

領事館後門主要是用作取外賣薄餅之類的閒雜瑣碎事務，同時亦是方便大使家屬輕鬆進出的通道。我站在這些後門前，想像人們在這裏偷運國家機密。我站在這些門前，想像那些免於各種繁瑣手續和程序的接觸。

這些門大多沒有標記，我相信那是出於保安原因。如果你細心想想，就會發現經過偽裝和不標示名稱的東西通常不需要那麼多保護。在大多數情況下，除了見到安裝了保安鏡頭或高科技門鈴，你須要走很多圈、經過仔細勘察，才能肯定那些是大使館的後門。

這扇門大概是個例外，它異常明顯地透露那是後門，這實在太好笑了。不管建築師是誰，你們絕對應該把此人開除掉，我這個建議是認真的。

我拍攝了約三百幅大使館後門的照片，而我想我會一直繼續下去。這幾乎是個永無止境的計劃。

我還拍攝了之前曾用作大使館的建築物的後門，例如這座位於荷蘭海牙市中心、一眼就能認出的建築物。該市現正嘗試將此物業賣給私人發展商，並暗示可將之改建為酒店——那可真是外交事務吧。

在這個計劃裏，我選擇不去透露那些後門屬於哪個大使館，因為我並無興趣直接揭露這些後門。

而我亦準備公開承認我或許完全認錯了某些門是後門。當然，我並非有意說謊，但有時候我可能只是完全搞錯了，拍下的並非後門，而或許是通往小型儲物室之類地方的門。比如這道，我可真的無從判斷這到底是後門，還是通往車庫的門，而後門要進入車庫才看到。

我們總想把所有事情都弄一清二楚，但那是不可能的任務。關於這個世界，我們不瞭解的實在太多了。我們長期活在一種混沌無知的狀態。我猜我想說的是，我寧願弄錯了，也不願意錯過我認為是後門的事物，不去將之記錄。

所以，這些照片大致上拍下了一系列我主觀地推斷是大使館後門的門，而我判斷的方法，就是繞着大樓走來走去。

我創作的重點不是確切的事實。我寫小說，而這就是我現在所做的事。

為了讓觀眾理解這種主觀性，我絕對不想以紀實照片的方式展示這些照片。我希望把它們無限地重複。我認為透過這種方式，可以逼使觀眾把影像當成書本中的一頁文字般解讀。

我想把這些圖像在平面上重覆展示，就如你在舊式Windows 95桌面之類看到的圖案那樣。圖片有點像閉路電視片段，令觀眾在觀看這個系列時，總是去觀察這些門周邊的活動，而非把注意力放在那扇門本身。

我想我會將圖片印到畫布、印刷品、聖誕禮物包裝紙、窗簾、杯子、T恤、明信片、橫幅、襪子、桌面以及巴士座位上。

我希望將這些秘密，這些在政治中沒有被提及、看不見和陰暗的東西，印在所有東西上。

我想以馬來西亞藝術家Redza Piyadasa於1977年，亦即我出生的那一年，在雕塑上所寫的一句話作結。這句話在這些年來對我的作品影響深遠。

他寫道：「真相無形。」（A fact has no appea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