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如何製造地理:從全球視野看流通與脈絡

本文為作者在2008年10月20日於海德堡大學舉行的「全球脈絡中的亞洲與歐洲」卓越研究集群開幕典禮上發表的演辭,並於其論文集《The Future as Cultural Fact: Essays on the Global Condition》(倫敦:Verso,2013年)中首次出版。《博文集》承蒙作者允許,在此刊載英文原文及中譯本;本文已根據本刊格式稍作修訂。


1. 全球文化流動

影像、語言和髮型等文化物件,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跨越地域和國界傳播。之所以出現這種加速現象,除了因為互聯網速度增加和日益普及外,也由於旅遊業、跨文化媒體與全球廣告業同時在迅速發展。跨國公司將各種業務外判,如生產、分銷、廣告宣傳和貿易等,令文化習語、符號、勞動力,以及對利潤與風險的態度,能夠因應情況而伺機結合,全球資本的力量也因而大增。此外,在商品、潮流風尚和資訊的往來大增之同時,文化政治和公民社會活動人士論述的流動亦與日俱增。文化政治方面,最明顯的莫過於有關人權的論述,但這也見於激進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新語言;公民社會活動人士則希望宣揚其全球平等、權利和公民身分的理念。追求現代化仍是全球文化流動的重點。現在跨國公司在爭奪各種市場,如生物科技、數碼媒體、食水、能源信用額度,還有我們今天所知的金融衍生品及其他商品的市場,而這些市場在1970年前幾乎都尚未出現。

與此同時,非法或非官方市場到處湧現,將全球各地的社會和政府連繫起來。這些涉及買賣人體器官、軍火、貴金屬和性工作(此處僅舉四例)的地下市場,廣泛借助互聯網和人造衛星傳輸的力量,使用手提電話及其他先進通訊科技。它們亦充分利用不同國家鬆緊不一的邊境監管、眾多遭破壞的農村經濟,以及世界各地腐敗的政府。這種非法商品流轉迴環,比方說在非洲的那些,藉着把雪櫃、冷氣機、汽車和其他耐用消費品等日常用品在全球的流通,將破敗的經濟體連接到鹿特丹等主要港口和商業樞紐。鑽石市場是由複雜的網絡組成,這些網絡將礦場與軍隊、印度的切割和營銷中間商,以及倫敦、安特衛普和紐約的主要經銷商和陳列室連繫起來,現在還與塞拉利昂、扎伊爾和安哥拉等地的極端社會暴力事件有莫大關連。

我們必須明白一點,這些林林總總的商品流轉迴環是互相連繫的。因此,全球的金融市場參與者以電子化手段將大量金錢在國家間轉移,於世界各地創造新的金融市場並加以利用,這不單在一些巨型城市造成新的不平等現象,更對近期突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孟買、香港或聖保羅等城市,這些不平等現象令低下階層的人數增加;他們可能會被全球犯罪集團利用,參與傳統的走私活動、跨境貿易,乃至新興的都市恐怖主義政治活動。最後一種罪行帶有政治性質,犯下這種罪行的犯罪網絡已從孟買蔓延至卡拉奇、迪拜、加德滿都、曼谷及其他地方,創造了新的地理格局,將波斯灣與南亞和東南亞某些地區連繫起來。他們直接參與喀什米爾和南亞其他地方的暴力政治,並利用上述商品網絡,支撐阿爾蓋達等組織網絡的金融基建。阿爾蓋達當初就是透過拉登家族的跨國建築企業成立的。

細察這些眾多的商品網絡和商品鏈,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新的流通形式,例如全球金融市場、工具和法規,也影響舊有商品鏈的整體資本價值,這些舊有商品鏈既有合法也有非法,涉及勞工、毒品、武器和貴金屬的流動。簡單而言:這些新事物借助舊事物,並將之加以轉化,令其重新活躍。全球化令金融資本與其他資本形式之間的關係更為變化不定和模糊,同時令許多社會的戰爭、安全與和平的政治,與全球商品流動與之間出現更危險的關聯。

從最簡單到最複雜的全球商品鏈,全都有另一個特點,那就是政府及其對手都日益大量採用極為先進的工具,以電子方式儲存、分享和追踪資訊。對世界而言,複雜的全球文化流動,對於我所稱的「地方性的生產」和地方主體性的生產,有很深遠的影響。 這些流動和網絡為構建主體性帶來新的原料,因而擾亂了文化適應、文化接觸和文化混融的舊有模式。例如,有關世界各地災難的圖像四處流傳,凝聚了新的情感共同體,激發起跨越文化鴻溝的同情、認同和憤怒。例如戴面紗這個問題,雖在伊斯蘭世界各有不同習俗,但在歐洲一些國家,包括過去對鮮明的宗教身分標記頗為包容的法國,已在教育、時尚和政府權威方面引起極大爭議。

極能體現全球話語流動的一個有力例子,是自聯合國成立以來,有關人權的話語廣為傳播,已成為政治詞彙的核心。自那時起的半個世紀,幾乎在每個為人所知的社會中,都有人和群體從人權角度着眼,醒悟到自己所應具有的政治地位。不同的少數群體,包括婦女、兒童、移民、難民、政治犯和其他弱勢公民等,如今都懂得向政府施壓,要求自身的人權受到尊重。這一過程對人類學史饒富意義,因為它把文化差異這個社會事實,直接放進政治領域,並將文化多樣性與最基本且普世適用的人權連繫起來。

然而,這個過程並非全是無害的:在許多情況下,那些我稱之為「少數」的群眾是能夠以文化差異之名提出強烈的政治主張,從而可能造成族裔動員,甚至種下種族滅絕的禍根。 自19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的暴力衝突以來,歐洲社會反應不一,包括在法國、奧地利、瑞典、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公開反對移民的右翼勢力崛起。安德烈‧金格里奇(Andre Gingrich)和馬庫斯‧班克斯(Marcus Banks)最近從人類學角度大致整理出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 人權價值觀在全球散播,也顯示法律和合法性出現複雜的新形式,許多經歷急劇轉型的社會,其秩序與混亂就正受這些新形式影響。

簡而言之,長久以來,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文化流動都是有所取捨和緩慢複雜的,但今天已不復如此;過往,大部分社會都是設法把外來的意義體系,納入自己的宇宙論架構之中,從而透過辯證上的偶然、藉結構上的組合來促成轉變。 今天的全球文化流動,無論是由宗教、政治還是市場引發,均會導致地方主體性的產生,從而改變了生產地方意義的體系,以及經這些體系處理的材料。故此,西方公民、立法者和許多自由主義者從多元文化主義、雙重愛國主義、移民僑居的尊嚴,以及文化權利的角度,來辯論難民權利問題;所有這些角度就如他們嘗試調解的爭論一樣,都是前所未見的。同樣地,這個時代(約由1970年代至今)的特徵不僅在於文化內容的流動,還在於文化形式的流動,如小說、芭蕾舞、政治憲法及離婚等,不一而足。

這些形式的流動一直影響一些世界歷史重大的變化過程,如民族主義的發展。 然而,如今形式的流動也影響了知識的本質,因為整個學科、技術和思維方式,都會在此過程中流轉和變化。這種知識形式在全球流動的例子包括:網絡遊戲在中國日益流行;即日買進賣出同一股票的做法,在東京、上海等地日見增加;尼泊爾等廢除君主制後的社會開始撰寫憲法;以及日本漫畫等視覺形式風靡世界各地。

要理解這些文化流動,就必須先要釐清流通的形式與形式的流通之間的關係。小說、電影和報章等形式,匯合了宗教、移民和貿易等確立已久的流通路徑和流轉迴環。但另一些文化形式,如芭蕾舞、動畫、時裝攝影和草根政治運動,則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流轉迴環促成流通。因此,現已實際流通的文化形式,與部分是由文化形成的新興流轉迴環或網絡,這兩者之間在二十一世紀出現新的張力,而後者塑造和涵蓋了多種不同的流通路徑。這種全球文化形式的雙重結構,亦製造了妨礙許多文化流動的障礙,或許可稱為「路拱」。例如,中國政府以自己有管理信息和維持社會道德的權利為由,竭力箝制互聯網;與此同時,法輪功成員則利用在全球抗議和傳播信息的技術,削弱中國政府的合法性;關注住屋問題的社運人士充分利用其全球盟友和流轉迴環的力量,阻止地方和城市政府迫遷貧民窟居民;爭取婦女權益分子每天都要與人角力,這些人藉文化差異之名,利用全球文化的流轉迴環去提出自己對於兩性角色的看法,並將之合理化。由此可見,全球文化流動存在某種耐人尋味的內在矛盾,它們製造了一些妨礙其自由流動的障礙,卻又神奇地擁有自我調節的能力,令其能輕易地逾越文化界限。簡言之,跨越社會界限的流動、交流和混融,在人類史上一直存在,有見及此,我十分重視「長時段」(longue durée)這個觀念。同樣的動力既促成不同的文化流動,又製造妨礙其自由流動的路拱、障礙和坑洞,這一事實令我們對於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流動,有了極為重要的新認識;而有些人擔心全球流動會導致出現一種趨於簡單和同質化、並且舉世皆同的文化體制,這點也可令他們感到寬心。

2. 研究方法上的兩難

好一段時間以來,社會科學家和從事區域研究的學者,包括研究建築形式的學者,都一直思考一個基本問題:我們怎樣才能將社會物件做比較,因為世界上大多數這些物件,無論是國家、觀念、技術還是經濟,似乎都是緊密相連。在比較文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等不同範疇,傳統的比較概念繫於一個想法:要比較的事物必須截然不同,這樣比較時才不會受相連性影響。縱使在人類學和演化生物學等領域,研究重點在於形式在歷史和演變上的家系,如親屬關係或語言,其在做比較時所採取的策略,還是將要比較的事物視作互不相干。事實上,比較曾是歷史和世系研究的指南,反之則不然。

我建議將流通的問題與相連性的問題加以區分,並視不同時期為有不同的流通程度。例如,在某些時期或環境相連性或很高,但流通情況卻不見蓬勃;佛教在公元一千紀期間從印度傳播到大部分亞洲地區,正是這種情況。今天的情況卻完全相反,在我們生活的世界,兩者程度都十分高。許多低技術和地理上偏遠孤立的社會,無論在相連性還是流通方面都非常有限。而在當代土耳其和德國,雖然有大量土耳其外勞頻繁進出德國,流通於兩地,但兩個社會之間的相連性卻沒有因此明顯變得更緊密。

在思考區域研究時,我們必須清楚明白地理格局是由歷史製造的,而非反過來。因此必須擺脫一個觀念──時間是在某種空間地景上譜寫它的故事。反之,地理格局是由歷史主體、制度、行動者和大國製造。當然,地理是有不同性質,比如商業地理、國家地理、宗教地理、生態地理等。它們並非原本就存在,讓人可行事於其中,或借助它們來行事。在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中,都有關於地域、地區乃至文明是如何自人類的所作所為中形成的知識,故明白地理是由歷史製造這個觀念,我們便能更深入了解這些知識。這些事物的出現包括我之前所稱的「想像力的作用」,即人類藉想像力來增加生存機會、開拓發展機遇、增加財富與安全。 這些活動絕非僅是現代的產物,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它們亦是我稱之為「地方性的生產」的特徵──當人類運用其社交能力、技術和想像力,包括使用暴力、訴諸戰爭,以及從事罔顧生態的自私行為,他們實際上是在塑造自己的生活環境,包括其生物及物理特性。歷史製造出地理格局,當然亦會進而影響歷史行動者的發展,此概念放諸各大小地域皆準,於城市層面亦然。在多種不同領域中,「流通」、「比較」和「相連性」這三者關係的重點,在於「結構取向」與所謂「歷史取向」之間的內在張力,前者強調比較,後者則偏重相連性。故此,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制定出一種的方法,以便無須在着重比較和側重相連性之間二擇其一;而要找到解答,我們須回歸到「形式之流通和流通之形式」之間的關係。

3. 形式的流通

我所指的「形式」,是包括風格、技巧或類型的一系列現象,它們可以盛載特定的聲音、內容、訊息和材料。可是,把形式與內容加以區分這個哲學難題,非本文所能解決。我使用「形式」一詞,只為暫時將全球流通的議題置於略為抽象的層面。最近為人以此方式討論的形式有「民族形式」和「小說形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中淋漓盡致論述了兩者的關係,他把民族主義連繫到印刷資本主義、民族和敘事、閱讀和公民身分,以及想像的共同體和受影響的社群等不同概念,從而將民族主義重新定義。 另外還有一些研究追溯小說形式與其他文學形式及類型如何流通傳播,以及其在此過程中的演變。有關民族形式的流通較少為人討論,但霍米‧巴巴(Homi Bhabha)、李湛忞和少數其他學者均指出,民族形式也以複雜的方法傳播並落戶到不同地方。 民族觀念得以散播,部分原因也在於出現了新的大眾讀者群,以及新的寫作和出版形式。正如邦尼‧霍尼格(Bonnie Honig)和傑伊‧弗利格爾曼(Jay Fliegelman)等學者指出,「我們人民」一句話不僅僅是偉大的美國憲法中的述行語,更因其廣泛流傳,而在不同地方激發起對集體身分和民主項目的想像。 這些有關民族與敘事的例子正好提醒我們,不同形式以五花八門的路徑流傳,產生形形色色的解讀,並形成各個並不齊一的地理區域。有些有小說而無民族,有些有民族而無小說,所以全球化並非一個面面俱到的項目,各地域受其影響程度不一。事實上,形式的流通衍生出嶄新而獨特的類型試驗,其中不少類型被逼共存,形成並不均等、格格不入的組合。由此可見,我們須果斷地超越克里奧爾化、混雜、融合和綜攝之類糅合不同內容的現有模式,轉而探索不同形式的共存,如小說與民族,因為這些形式事實上以獨特的方式相互影響變化,建構出新的脈絡。

許多學者面對「地方」與「全球」的難題,要擺脫此難題,或許首先應接受「全球」並非偶然而成的場所,單單是讓到處流通的全球元素聚合或混雜,反之,它是一個讓民族與小說這些正在流通的形式相互轉化的場域。這種轉化總是透過我上文所稱的「想像力的作用」發生,而地方性是由「想像力的作用」產生。我於1996年出版的《Modernity at Large》一書中強調,並非將「全球」這個圖畫倒過來描繪就叫「地方」,它本身是一個經持續不懈努力才製造出來的成品。今天,這個論點相對容易為人接受或同意,甚至視之為理所當然;但我想補充一點,這種工作和挪用主要關乎形式、風格、習語和技巧,而非實質的故事、理論、組織或書籍。因此,較諸任何具體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民族形式是更為重要的流通要素。小說形式較任何小說類型的作者或變體重要得多;「人民」的概念也比任何民粹主義意識形態都來得重要;而對於國家政體而言,其奠基法律文獻的理念亦遠較任何特定憲法重要。最後,「想像的作用」和形式的流通,這兩者產生地方性的方式,並非藉着把內容、藝術、意識形態或科技加以雜糅,而是靠彼此協商和互相角力。正是這種協商創造出複雜的容器,進一步塑造地方實踐的實際內容。

4. 流通的形式

最後,讓我討論一下流通的形式。流通的形式與其發生的流轉迴環、速度和規模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並非所有事物都循相同的流轉迴環流動:人類乘船艇、火車和汽車等往來各地;圖片、文字和意念通過各種其他流轉迴環散播,現在更包括各種網上途徑;血液以其特定的流轉迴環輸送,金錢、武器、毒品和疾病亦然。速度既影響了不同形式的流通,同時也是各種流通形式的要素。例如,從2002年美軍入侵伊拉克的戰事清楚可見,當時大量信息、物資、人力,以及媒體報導,均以速度不一的方式傳送。

空間範圍是流通過程的另一個形式上的重要特質。在語言學上,媒介傳播形式往往有特定的種類,並影響某些地域。由於流通本身具備以時間、空間和規模為主的某些形式特質,我必須修訂先前提出的論點。我之前使用「族群景觀」一詞,提出各種不同景觀之間存在的不對等關係,造成了全球文化經濟中的關連與差異。今天,我提出一個更有力的論點,那就是路拱與障礙、斷裂與差異,是由文化元素的流通中所見的各種不同流轉迴環、規模和速度造成。以上論點可以用亞洲的某些例子和問題來闡明:香港和孟買的電影業界,何以在劇情、人物、敘事手法、財務、製作或發行方面沒有多作交流?誠然,在過去數十年來,孟買電影製片人都有到香港、新加坡和少數其他重要地點取景;部分原因是為了抵銷遠赴倫敦和紐約等地拍攝的高昂成本,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部分印度製片人,尤其是來自馬德拉斯市的泰米爾電影業者,對東亞地區的獨特消費文化十分着迷。相反,中國、日本或其他亞洲主要地區的電影業界卻沒有南下印度,以擴大自己對現代世界的想像。問題是,他們為何不感興趣呢?中國大陸上有多少人看過印度肥皂劇?又有多少印度人看過或欣賞中國的熱門電影?有多少印度知識分子能以權威身分論述印度與北韓的關係?信奉世俗主義的印度知識分子有否想過,奉行共產主義的中國何以如此苛刻對待國內的宗教少數群體?印度和中國之間原本看似熱絡的交流和友好關係背後,是有阻隔、路拱和干擾,而上述問題全都與這些事物息息相關。一般來說,任何快速頻繁的交通,都是由商品和服務市場、資本及其流動,以及創業動力所帶動。而某些環節交通顯得稀疏,則大都關乎文化偏見和政府政策問題。所有現代性都是形成於頻繁和緩滯的交通之間的張力。換句話說,雖然歷史製造了地理格局,但它們的外形、形態和持久程度,則關乎障礙、路障和交通阻塞的問題。為了理解「他異性」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形成,我們既要思考流通的形式,也要考慮我所強調的形式的流通。事實上,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是一套能把流通的形式與形式的流通連繫起來的理論。這套理論會有助我們理解為何大學傳播普及的速度不如AK47之類的武器,以及為何民主體制比美國總統更受全球推崇。

我認為現今全球化時代的特點,是在於高程度的相連性及流通,在此背景下,若想應對做比較時所面臨的挑戰,就須深入了解流通的形式和形式的流通是如何造就條件,促成地方性的生產。我強調地方性,因為對人類至關重要的檔案資料,就存在於地方性中。無論是在此世界的「地方性」,抑或是這裏論及的「地方性」,都是在全球流通的各種形式彼此暫時協商的結果,它並非從屬於「全球」,而是反映全球實況的主要證據。



本文由賀瀟從英文原文翻譯。

文章頂部圖片:馬克‧布拉德福德,《馬戲團》,2014年,混合媒材布本,M+,香港,購藏經費部分由陳松正捐贈,2016年,© Mark Bradford


註釋:

  1. Filip De Boeck:〈 Garimpeiro worlds: digging, dying and hunting for diamonds in Angola〉,《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第28卷,第 90期 (2001),頁549–562。另參見:Carolyn Nordstrom: 《Global Outlaws: Crime, Money, and Power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柏克萊: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2. Arjun Appadurai:《Modernity at Large》(明尼蘇達: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3. Arjun Appadurai:《Fear of small Numbers: 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Anger》(達勒姆: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
  4. Andre Gingrich、Marcus Banks:《Neo-nationalism in Europe and Beyond: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Anthropology》(倫敦:Bergahn Books,2006)。
  5. Marshall Sahlins:《Islands of History》(芝加哥: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6.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倫敦:Verso,1983);及《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紐約:Verso,1998)。
  7. Arjun Appadurai:《Modernity at Large》。
  8.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9. Homi Bhabha 編:《Nation and Narration》(倫敦:Routledge,1990);及Benjamin Lee:〈 Peoples and Publics〉,《Public Culture》,第10卷,第2期(1998冬),頁371–394。
  10. Bonnie Honig:〈Declarations of Independence: Arendt and Derrida on the Problem of Founding a Republic〉,《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第85卷,第1期(1991年3月)。另見:Jay Fliegelman:《Declaring Independence: Jefferson, Natural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of Performance》(史丹福: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rjun Appadurai是紐約大學媒體、文化與傳播系的戈達德教席教授。他生於印度孟買,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現任柏林洪堡大學客座教授。他在物質生活、城市化、遷徙和全球化方面著述甚豐。近作有《Banking on Words: The Failure of Language in the Age of Derivative Finance》(芝加哥: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